如果这就是新民谣，就让“民谣”去死吧(4)

这也算是远离工业、来自民间吧。

校园民谣之后，“民谣”二字一度沉寂，媒体和大众都快忘了这俩字，只存在于那些像河酒吧一样的地方。

直到2006年，《这个世界会好吗》《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》《贤良》《在路旁》相继发行，livehouse里越来越多弹吉他唱民谣的歌手。

“民谣”重新出现在大众视界里，万晓利还被音乐风云榜提名为“最佳摇滚歌手”，不过最终拿的是华语传媒大奖的“最佳民谣歌手”。

他们显然与北京高校草坪上的精英不一样。没有那么多北京人，没有飘飘白衣和牛仔裤，兄弟们不在上铺，在路边。

这是后来被反复提及的所谓“新民谣元年”。离开野孩子的张玮玮和郭龙，也在这一年组成乐队演出。在去连州的车上，张玮玮匆匆忙忙写出马上要演出的歌词——“我会洗干净头发/爬上桅杆/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”。

灵感来自帕维奇的《哈扎尔辞典》，非典那一年，他离开北京，在新疆读到了这本书。这首《米店》翻唱者无数，其中一位就是李先生。新奇的是，他竟然在录歌前向张玮玮申请授权。

那时候几乎没有独立音乐人靠版权挣钱，张玮玮没见过授权合同，随便要了十块钱。

事实上不止版权，演出也赚不到什么钱，即便是在河酒吧那样的灿烂时刻。那时佳作频出，氛围美好，可搞音乐的人没有钱，大家都习惯了这一点。

今时今日，“版权是我们的支柱收入了”——卢中强笑说。

舞台上的张玮玮。/图虫创意

“不怀念那时的人没有良心，想回到那时的人没有脑子”——评价传说中的民谣乌托邦时代，这句话再合适不过了。

艺术贫困被普遍认可和接受，“商业化”三个字比瘟疫还叫人避之不及。写过校园民谣后来又创立自己民谣厂牌的卢中强曾在采访中谈道：“不谈商业化的理想，结果都会很悲壮。”

正是悲壮让观众痴迷，媒体的笔触和听众的耳朵，像看戏一样有着“悲剧才高级”的要求。有时候，对商业化的抗拒，甚至跟终南山上的随驾隐士一样，成了一种不能细想的姿态。

卢中强做过《同一首歌》的音乐总监，后来还拿下了郭德纲的无线代理版权，在一部分人为民谣圣地的陨落而哀悼之时，他用商业音乐赚到的钱创建了民谣厂牌十三月。

“那个时候会有很多人觉得我的举措很奇怪，但是，好的音乐有更好的流量和破圈的可能，这是我一直希望做的一个事。”

与商业化的和解之路并不容易。“一开始我也多少有一点反商业的状态，”卢中强回忆，“因为整个商业体系确实也不待见我们。”

那时候各种音乐排行榜特别火，卢中强拿着马条的专辑去跟排行榜谈推广，可是对方都非常冷漠。一怒之下，他们做了一部话剧泄愤，《那一夜，我们搞音乐》，专门骂那些“分猪肉”的排行榜。

诗人张小波说，看了这部戏才知道原来卢中强过得这么苦，《新周刊》前主笔胡赳赳则评论道， 那是“末路音乐人的狂欢节”。

而那张让卢中强很兴奋、被排行榜瞧不上的马条的专辑，后来在选秀节目里被各种人翻唱的时候，排行榜位高权重的DJ们已经消失于江湖。

独立音乐与商业的互斥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到今天也不能说真正终结。如果站在音乐人的角度去摸索反商业情绪的来源，答案或许并不那么“艺术”。

这个问题，摇滚巨星张楚在成名很多年之后才稍微想明白了一点。《我们唱》一书中记录了张楚对此的答案：

“在他看来，当时的大众是被乐评引领的，而乐评人因为要占据先锋性，又提出了一个理念，即‘摇滚就是反商业’。‘大家都把摇滚乐当做一种精神，或者一种批判，但是很多东西是被外在的媒体现象去灌输的，摇滚乐应该伟大，应该占领主流，应该坚持自我……都是这样的推导。而社会它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，我们没办法跟主流意识同步。’”

这段话，把“摇滚”替换成“民谣”也仍然成立。从这二者之间模糊不清的边界和相似的处境来看，甚至都没有替换的必要。

都市民谣：无病呻吟与无数拥趸

2007年，迷笛音乐节增设“民谣日”，卢中强的十三月厂牌在丽江雪山音乐节大放异彩，网络扛起音乐传播的大旗，演出多了，报道多了，民谣人的日子肉眼可见地好起来。

文章来源：《北方音乐》 网址: http://www.bfylzz.cn/zonghexinwen/2020/1104/543.html